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夏桂琰
不赶场的日子，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那条穿场而过的街道上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冷清的。不过，这冷清并不包括路边的大桥饭店。一天3次，每到饭点，陆续聚拢来的近20位老人就能让店里店外热闹一回。
他们都是来“搭伙”的。早上稀饭点心、鸡蛋咸菜，中午两荤一素一汤，晚上一荤两素一汤，重要的节令还有“特别供应”。虽然顿顿享受着“下馆子”的待遇，但老人们的餐费不仅远低于市场价，很多时候甚至不够覆盖食材和人力成本。
到今年春天，这样的“亏本买卖”，大桥饭店老板张成书就整整做了20年了。5年前，为解决越来越多“搭伙”老人失能半失能后无人照料的问题，她又开设了养老院，同样收费低廉。
20年里，大桥饭店已成为一个枢纽，来自各方的资源在那里汇集，再“点对点”地辐射至每一位“搭伙”老人，老人们则因为饭店有了更密切的关联。纵横交错间，一个农村互助养老的空间由此形成。
只是，作为“枢纽”运转的负责人，张成书几乎从不去想这些复杂的理论。从开始到现在，她做这些事始终是出于一个朴素的理由，“人都是会老的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”。
张成书（前排中）与“搭伙”老人们在大桥饭店前合影。
“多双筷子的事”
一月初的一个早上，天还没亮，村民漆华军和李泽常就到了大桥饭店。这天，他们要和张成书一起去买食材。虽然没有参与“搭伙”，但过去5年多里，每逢店里采买，漆华军和李泽常就会主动来当“劳动力”。他们说，帮大桥饭店的忙，也就是在帮老人们的忙。
问价、割肉、选菜，张成书一边熟络地和摊主打着招呼，一边快速又细心地在各个摊位上挑拣着。一圈走下来，她花出去了4000多元，漆华军和李泽常的手上、肩上则多了一堆的大包小包。
“饭店经营加上老人吃饭，这些顶多够三四天的量。”张成书估算说。她个子不高，因为年龄增长还有些驼背，穿衣打扮与同龄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。只有随时斜挎在她胸前、时不时被用来收钱和找钱的一个黑包，才能显出张成书“老板”的身份。
1979年，改革开放政策在全国农村深入推进，30岁的张成书和几个同伴一起承包了此前所在生产队的食堂，取名“大桥饭店”。从简单的豆花饭和家常菜起步，随着菜品增加和口碑积累，大桥饭店逐渐成了周边村民聚餐、办酒席的首选。
饭店营业的最初十多年，大桥村还是大桥乡政府所在地，最多时有近万名村民，店里生意也很兴隆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外出工作、进城买房，村子里逐渐没有了往日的繁华。客流量小了，但靠着多年的积累和张成书等人勤劳、诚信的经营，大桥饭店依然得以日复一日地在路边迎来送往着。
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，还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。
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当时82岁的村民刘培书走进饭店找到张成书，试探着问：“老板，我一个人做饭太费劲，在你这里‘搭个伙’行不行？”
“行啊！多双筷子的事。”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，张成书一口答应了。当天晚上，刘培书就在店里和张成书及员工一起吃了第一顿饭。
随着“留守”及独居老人比例增加，吃饭难逐渐成为农村养老普遍存在的问题。90岁的阙定明在大桥饭店“搭伙”13年了。在此之前，她一个人在家，要么做一顿要吃好几天剩菜剩饭，要么就用腊肉香肠、咸菜白饭等将就填饱肚子，“有时候为了省事，一天甚至只吃一顿饭”。对部分高龄或身体不好的老人来说，买菜、开火更已是难以完成的“任务”。
正因如此，刘培书在大桥饭店成功“搭伙”后没多久，92岁的黄银书来了，然后是68岁的代德纯……无一例外，张成书都在餐桌前给他们添上了座位。
如今再说起这些，张成书依然觉得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“不就是老哥哥老姐姐们来一起吃个饭嘛！”
她天生就带有一副热心肠。食材采买结束后，注意到角落里有位老人筐里的卷心菜还剩了一些，张成书又特意把它们全买了下来，结账时还多付了5元。“老人家种菜挣钱不容易，要是卖不完还得辛苦背回去。这些菜，店里怎么都用得上。”一边往回走，张成书一边解释道。
2025年12月14日，“搭伙”老人们在大桥饭店吃午饭。
“不要钱就不吃了”
上午11点刚过，88岁的肖吉文又坐在了大桥饭店门口，此时距离他吃完早饭离开还不到4个小时。提早来的，不止他一个人。有的老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气、身体和儿女的近况，有的人则熟门熟路地进了厨房，帮忙洗菜、摘菜。
肖吉文是李市镇人，儿子女儿都在外地工作，老伴去世后他一直一个人住。五六年前听说了大桥饭店能“搭伙”的消息，肖吉文专门到村里租了个房子住下来。最初，他只想着这样能好好吃饭，结果还因此认识了不少老伙计。
“之前家里的电视从早开到晚，时间还是很难打发。” 肖吉文拄着拐杖说，“现在好了，饭前饭后都有人能说话，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”
目前，大桥饭店的“常客”老人共有19位，其中像肖吉文这样特意从外地到大桥村的就有5位。每一餐，老人们都要满满地坐上两个圆桌。
这样的场景，是20年前的张成书完全没想到的。
在大桥饭店“搭伙”没多久，刘培书就几次提出要交餐费，张成书却一直以“你来不来我们都这么吃饭”为由推脱。直到半年后，刘培书表示“不要钱就不吃了”，张成书才答应每月收她50元。那时候，收费基本是象征性的，还可以以物易物，比如黄银书就是以每年给饭店提供200斤谷子来抵扣饭钱。
随着来“搭伙”的老人越来越多，到2008年，大桥饭店已经需要专门为他们买菜以及腾出人力做饭，“提高收费”的呼声在老人中也越来越高。于是，张成书与合伙人商量后，宣布了第二个餐标：一日3餐，10元全包。
这个标准，一经确立，就延续了近17年。
大桥饭店开始接收老人“搭伙”时，张成书的5个孩子都已长大离家，她和丈夫也一直没有跟他们提起过这件事。三女儿周诗净记得，那时候她偶尔从江津城区回家，看到老人们在店里吃饭，一直以为就是平常的村民聚餐。
张成书同样没有提起过的，还有“亏本”这件事。随着物价上涨，本就不高的“搭伙”费早已无法抵消相应的支出。不过，张老板却有自己独特的“平账”方式。她说，饭店平日的营收足以填补这部分成本，“老人们大多不宽裕，我少赚点钱，能让他们吃得起、吃得好，也值了！”
张成书不说，不代表老人们心里不知道。和当年刘培书一样，2025年1月，在老人们“再不涨价就不来吃饭了”的集体“抗议”下，餐标终于再次调整，变为了每月400元。
实际上，多收的100元，依然无法让“搭伙”餐做到收支平衡。即便如此，张成书还保留了一些例外。代德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，一直以来，张成书坚决不肯收他的餐费。后来，有时吃完饭离开前，老人会悄悄在桌子上、灶台边留下几元钱。张成书发现后，也会默默收下。
她知道，那几元钱代表着老人的感激，更代表着他的尊严。
每天开饭前，大桥饭店员工肖木容都要去给附近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饭。
“我妈妈不也是这样吗？”
回锅肉、炒花菜、酸萝卜炖老鸭汤……这天的午饭差不多准备好了。赶在开餐前，大桥饭店员工肖木容端着盛好的饭菜，走出了饭店。她要去给住在大约100米外的汤学贵等两位老人送饭。
2023年，71岁的汤学贵因患脑溢血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。得知家属无法长期照料他后，张成书在大桥饭店附近给汤学贵收拾出了一处屋子。自那之后近3年时间，肖木容除了每天给汤学贵送去三餐，还定期为他洗澡、换洗衣物。后来，又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加入其中。
享受送餐服务的，汤学贵不是第一个。随着年事渐高，一部分“搭伙”老人身体上的毛病逐渐变多、变重，出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为此，张成书专门立了规定：如果有老人没有按时来就餐，饭店员工要及时上门查看；如果老人因身体原因不能到店，则必须送餐到家。
这样的规定，意味着张成书和大桥饭店对老人的照顾将远远超出“搭伙”的范畴。有人生病，张成书会协助送医；有人卧床，送饭之外，饭店的员工还会“顺便”帮忙打扫卫生、采购生活用品。
2016年，“搭伙”10年的黄银书以102岁的高龄辞世。张成书不仅在老人临终时守在床头，还主动帮忙料理了她的后事。
就这样，20年间，大桥饭店接收了超过100名“搭伙”老人，为十多位老人提供过送餐服务，先后陪伴十多位老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当被问起做这些分外之事的原因时，张成书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简单，“在一个锅里吃了这么多年饭，大家早已是家人”。
2020年底，张成书被评为当年“感动江津十大人物”。直到那时，周诗净和兄弟姐妹们才真正知道过去十多年里母亲“竟然干了这么大的事”。
从小到大，不管是外表还是性格，周诗净总被认为是“孩子中最像张成书的”。或许是巧合，又或许是母女间这种特别的关联，就在离大桥村不远的江津城区，周诗净也不声不响地做了一件与母亲类似的事。
2018年，儿子上初中后，周诗净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照顾他的生活。一开始，是与她儿子关系要好的两个同学偶尔来蹭饭；后来，听孩子说“喜欢周阿姨做的饭菜”，家长便提出让他们“搭伙”；再后来，就有更多学生的家长找上门来。
“自己的孩子有时还能将就，一群孩子就要顿顿用心了。”感到“责任重大”，周诗净不仅提前了解每个孩子的口味、专门花时间学了更多营养搭配方式，到了节假日和孩子的生日，她还会加菜、加饮料、加蛋糕。因为吃得好、吃得规律，不少孩子都肉眼可见地长高、长壮了。
虽然在做饭上花费了大量心思和精力，周诗净却没有把这当成一笔赚钱的生意。那几年间，她定的“搭伙”费一直是成本价，对少数家庭条件稍差的学生还会主动减免部分费用。
“就当是免费请他们多吃几个菜。”周诗净笑着说，“我妈妈不也是这样吗？”
张成书与养老院里的老人在一起。
“你能开个养老院就好了”
和提前到饭店一样，每顿饭结束后，老人们也总是不急着离开。有人帮忙收拾碗筷、清理餐桌，有人继续聊着之前因吃饭打断的话题。
“搭伙”，让大桥饭店成了将老人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公共空间。每当这个空间里有人病倒或离世，自然会激起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波澜——等我动不了的那天，怎么办？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有人因此半开玩笑地对张成书说：“张老板，你要是能开个养老院就好了！”
一来二去，张成书真动了这个心思。她很清楚，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后会越来越多，光靠自己和饭店员工肯定照顾不过来。
最初，家里出现了反对的声音。当时，张成书自己也年过七旬，包括周诗净在内的家人都觉得开养老院对她来说太辛苦。在外面，也有不少人不理解，以为张成书想出名、想赚钱。
但张成书下定了决心。大桥饭店的招牌能在村子里一挂就是40多年，除了经营有方，与张成书大胆、坚韧的性格也不无关系。这一次，她把那股劲用在了开养老院上。
据统计，截至目前，大桥村60岁以上的户籍人口约有2200人，占比超过30%。随着我国老年化程度加深，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，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问题。
2020年起，张成书与“搭伙”老人的故事逐渐传开，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开始为自发形成的“大桥模式”提供支持与帮助。2022年，为解决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，江津区启动“帅乡幸福食堂”建设试点工作。当年，李市镇政府就把大桥饭店列入试点范围，给予财政补贴2.5万元。2025年，阿里巴巴旗下公益项目为张成书颁发了“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”，奖金1万元。
2021年，了解到张成书有办养老院的想法，李市镇政府积极给予相关业务指导，协助落实有关优惠政策，并提供了护理床、轮椅、被褥等物资。
即便如此，办养老院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段时间，周诗净每次回大桥村，总看见张成书为此忙前忙后。“她是真的很想做成这件事。”周诗净说，渐渐地，家里人转变了态度，她和兄弟姐妹都开始帮着母亲想办法、跑流程。最终，在多个政府部门指导、协调下，善恩居老年养护中心办妥全部手续，通过了验收。
第一位入住养老院的，是在大桥饭店“搭伙”多年的张成在。在此之前，张成在已因病卧床5年，日常生活大多靠饭店员工照料。
因养老院受益的，并不只有“搭伙”老人。73岁的吴玉琼务农时摔伤失去了部分自理能力，已在养老院住了两年。“有人送饭、有人洗衣，在这里什么都不用我操心。”老人笑着说。
在养老院，根据老人身体情况不同，收费标准也不同。不过，不管是哪一档，都只在运营成本的基础上略有上浮。如果是经济情况困难的老人，张成书还会主动降价接收，“钱多钱少不要紧，重要的是让他们住得舒心”。
“跟着好人就学成了好人”
善恩居老年养护中心就在离大桥饭店不远的地方，上下两层楼，目前有近20名老人在那里生活。养老院装修很简单，但无论什么时候走进去，里面都干净整洁，空气清新。
“阿姨，天冷了，一定盖好被子别感冒。”护工赵德兰一边说，一边帮72岁的陈烈琴翻了个身。陈烈琴因病长期卧床，入住养老院4年多，在护理人员的照顾下，身体情况一直很稳定。
张成书说，养老院招护工，她最看重的是有爱心和耐心。反过来，她的好心也成了赵德兰等人愿意在养老院长期工作的重要原因。“跟着好人就学成了好人。”赵德兰说。
肖木容接下照顾汤学贵的任务后，张成书给她涨了工资。不过，在大桥饭店工作了近20年，肖木容早被老板的善良影响，“每次我上门，老人们眼睛都是亮的。能帮他们做点事，我心里很踏实”。
在大桥村，受张成书影响的人还有很多。村民周建平和王大会定期免费为养老院的老人理发刮脸；周国辉时常给老人们送去水果、蛋糕等。82岁的“搭伙”老人周树祥每周都义务打扫从村里通往大桥中学的约一公里道路，“趁着身体还好，我也想为孩子们做点事”。
今年，张成书即将年满77岁。养老院营业后，周诗净开始越来越多地分担母亲的工作，“交接”也在这对母女间自然而然地发生着。“这桩有爱的‘亏本生意’，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。”周诗净说。
截至2024年末，重庆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达801万，占比25.11%，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。面对愈发迫切的养老服务需求，近年来，该市从构建城乡老年助餐服务网络、培养养老服务人才、鼓励健康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等多方面入手，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，并针对农村“熟人社会”特点出台了专门的互助养老方案。在周诗净看来，这意味着未来“大桥模式”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，自己也能在母亲原有基础上为老人们提供更好的照顾和服务。
1月13日，2025年度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揭晓，张成书位列其中。颁奖词这样写道：“一饭暖人心，寸心守乡邻。善行如细雨，润泽人间情。三餐四季，细水长流，你把平凡的烟火，烹成了最暖的乡情。”
就在张成书参加颁奖典礼的那个晚上，大桥饭店里，员工的招呼声依然按时响起：“老人家，开饭了！”
（本版照片均由本报实习生夏桂琰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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